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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四十年 | 雾里看重庆 Ⅰ

给新青年 2018-12-11 09:59:55


“重庆”“重庆”这两个字,好像金石一样,简直会发出极响亮的声音。

——连士升

回首四十年
雾里看重庆


当抗战期间,作为抗战司令台的陪都,是中外人士(guān)(zhān所系。“重庆”“重庆”这两个字,好像金石一样,简直会发出极响亮的声音。沦陷区的人民间关①跑到重庆,海外华侨辗转奔赴重庆,而国际知名之士也以一见重庆为无比的光荣。重庆代表统一的中国,同时,也是全体人民精神团结的象征。


当我避难于越南的时候,有些忠贞志士曾在“通重庆”的罪名下,被敌人枪杀,而我个人险遭不测者也不只一次。那时我及一般年轻朋友们虽没有到过陪都,但大家觉得为“通重庆”的罪名而死,也是心甘情愿。那时抗战的号角吹得响彻云霄,在神圣抗战的精神的感召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谁都觉得为国捐躯是大丈夫应有的责任。


但是,等到战后我赶到重庆时,摆在我的眼前的重庆,已经和我想象中的重庆截然不同了。



重庆是个山城,(shān)(shí)(chán)(yán,道路崎岖,交通不算十分便利。虽然各地有公共汽车穿行,但是车少人多,上车照例要排队等候,等了一班又一班。假如你出来散步,那些泥泞的道路,正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缸酱。”漫说散步,看一看那狼狈的态度已经够恶心。因为有些屋子是依山建筑,汽车不能通达,有钱阶级多用滑竿代步。这种滑竿是露天的,因陋就简,不像我的故乡的轿子那么神气,更没有那么舒服。



由于交通的困难,我在重庆小住两个月的期间所走的地方不算多。重庆虽号称四川首要的商埠,但它的市容不但赶不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甚至连福州或杭州也不如。这儿仅有一些药材与土产,既没有大规模的工厂,又没有很繁盛的市场,无论供给和需要,这儿都不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就一般商业看来,这儿主要的是消费的享乐的城市,茶楼酒馆多得数不清。四川人喜欢在茶楼摆龙门阵,三杯落肚后,谁都要竭其知能,作谈天雕龙之辩。四川人会说话,这主要的是得力于茶楼。



四川菜似乎以成都为正宗,重庆并没有什么特出②的菜馆。就我所吃过的几家菜馆而论,我只觉得炒辣子鸡丁、红烧鱼、炖猪蹄这几味还吃得过,其余的菜都很平常。至于酒楼的陈设,这儿远不如北京、上海、香港的几家以川菜为号召的馆子那么富丽堂皇。老实说,在重庆时,我倒喜欢各种面食,尤其馄饨。这一方面是那儿的面食做得好,一方面是我的偏见,因为我从前在北京被我的一位川籍女友,请到她的家里吃饭时,每次都吃到馄饨醮蘸辣椒油,一吃就合胃口,后来就变成一种嗜好。



在重庆时,我曾到处访问旧友;大家一见面时,有时是自从香港沦陷后说起,有的更从卢沟桥事变说起,一说就是半天工。从他们的口述中,我知道他们在抗战期间所过的生活是痛苦异常,大多数人都是居不安、食不饱,衣服也仅能蔽体,根本谈不到时髦。每天除跑警报外,主要的是怎样应付一日三餐的问题。因此,有些人得了肺病,有些人患了严重的胃病,而贫血病更是很普通。所幸抗战期间,大家的物质生活虽困难,精神生活却很充实。谁都承认希望摆在前头,熬过黑夜,黎明的曙光马上会来临。这种精神上的慰藉,大可抵抗敌人一切威迫利诱的武器。



注释:

1. 间关:形容宛转的鸟鸣声;形容旅途的艰辛,崎岖、辗转;形容语言艰涩。

2. 特出:特别突出。


连士升(1907-1973)福建省福安县人,新加坡著名作家和报人。1931年获北京燕京大学经济学学士。毕业后在北京从事研究和写作工作。1949年迁至新加坡定居,历任《南洋商报》主笔、总编,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担任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大学理事会委员,“南洋学会”会长等。他笔耕不倦,在《南洋商报》、《南洋周刊》、《南洋学报》发表了大量政论、散文、书信、传记、游记等。大部分著作已于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收集在五卷《连士升文集》中。在书中,连士升先生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用优美的文笔和博爱的情怀,与读者分享了如何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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