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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D 128 | 乔·邓索恩:当意识到某样东西是你的

意思意思 2018-11-11 10:40:16

图为邓索恩小说《潜水艇》封面



本文刊于2016年10月《萌芽》杂志

乔·邓索恩所写的《上海小笼包》请参阅上周本栏目

LSD 127 | 乔·邓索恩:上海小笼包


文、采访、翻译 | btr


四年前,一个三十岁的英国青年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海关拦下。他正要飞往上海参加上海书展,却根本没有意识到需要签证这回事。他叫乔·邓索恩。没能及时赶到书展现场的他,回到伦敦家中拍了一段好笑的视频,把读者见面会活活变成了网友见面会。待他补好签证赶到上海,书展已经结束了。于是,在书展结束后的第一天,邓索恩在巨鹿路上海作协漂亮的礼堂里举办了上海书展历史上唯一一场结束后才开始的活动。


2015年,邓索恩再次来到上海。他住了整整两个月。他是来参加“上海写作计划”的:与其他九位外国作家一样,他们住在上海中山公园旁的一栋公寓楼里,开始了崭新而陌生的生活。


窗帘有点薄。每天早晨,邓索恩都会被城市之光唤醒。他便索性早起,去对面中山公园里和老头老太们玩。他们叫他“英国人”。英国人好奇地看着他们打太极,跳公园舞,觉得好玩但也有点吵。有时他和他们一起踢毽子。英国人玩心很重,踢完毽子还会跑到破败的商场里打老式游戏机。吃奇奇怪怪的中国美食。去胶州路的穆斯林市场。午夜去电影院看恐怖烂片。泡吧。“这些地方你怎么都知道?!” “我有一本……我还Google……”他有好奇心。


一段时间后,英国人开始和我们一起打羽毛球。“会打羽毛球么?”“会打网球。”英国人不缺运动天赋:他是英国作家足球队的前锋,参加业余联赛。他的姐姐曾是威尔士女子足球队成员,现在伦敦从事医疗康复工作。运动世家出身,外加长臂长腿,他那一侧的羽毛球场怎么看都好像面积比较小。


第一次的第一个小时,我们按待客之道有所保留地扣球。第一次的第二个小时,全力以赴也未必能稳赢了。显然英国人是个高智青年:适应性强,学习能力更厉害。他很快学会了吊网前小球,很快又学会了拉底线长球。


几周后再战,他已经几乎能赢所有人了。作为浑身湿透又气喘吁吁的林丹同胞,我只好转换话题来消除失败的尴尬。“你是英超哪个队的球迷呢?”“斯旺西。”“噢你的故乡。”“对的。”“那个韩国人好厉害,叫寄什么的。”他用英文咕哝出一个韩国名字,“最近都有好多韩国人来斯旺西旅游看比赛呢。”


当然,英国人也不是整天不务正业。他每天都写一首诗。对的,每天。对的,是诗。对的,邓索恩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正如詹姆斯·普罗克特博士的评论,哪怕他不断地写出让人赞美脑洞的小说来。“每天花个半小时吧,”他说。


在这两个月的上海时光里,英国人最有趣的经历很可能是:和另一位土耳其美女驻市作家一起拍了一部小电影。在那场名为“城市之光”的上海写作计划成果汇报会上,他斗胆当众播放了这部小电影。一部恐怖片。


故事,自然就发生在他们居住的那栋公寓楼里。一位已经获得布克奖、正向诺贝尔顶峰攀登的青年作家(加上两撇小胡子的英国人)在房间里敲打键盘时,门缝里突然塞进了一张小卡片(土耳其美女的艳照加电话号码)。他加了她的微信。调情。约好了见面时间和地点。


赴约那一幕是在酒店的公共休息区拍的。(“服务生都投来’什么鬼’的眼神。”)到了约会地点,英国人发现桌上有一瓶颜色神奇的药水,而地上有不明所以的血迹。恍惚之中,他喝下了药水。随后发生的一切不知是现实还是幻觉:女人成了一个怪物,她潜入英国人的房间,用带着长指甲的巨爪在电脑上写下了一本巨著。


英国人最终没能得诺贝尔。他的巨著得了龚古尔奖。


“那天同来的法国作家还问我,怎么会得龚古尔奖呢。”“哈哈哈。”“而且,好玩的事还没完。”


拍完那部小电影后,英国人忘记了拿回那张印有艳照的小卡片——卡片上的电话号码是真的。是他自己的。那天晚上,他正呼呼大睡,电话响了。但他没能及时醒来接电话。他也没有按号码拨回去。他带着一个悬念,离开了上海。


离开上海后的邓索恩直到今年3月2日才发来了约定的稿件,一篇妙趣横生的《上海小笼包》。“抱歉我写了那么久,”他在电邮里说,“但我终于写好了。关于小笼包,也关于如何在一个大城市里保持独立性。”


随后的三个多月里,我们断断续续地保持着电邮联系。邓索恩一度忙于新小说的收尾,他在电邮里变换着不同用词来表达“忙”这一主题。他说,“I am snowed under at the moment.” ——我正忙得不可开交!而在他的Twitter页面上,一条2015年4月28日发的推特被置顶:“当我试图完成一部小说时,幸运饼干能帮助我提高能量水平。”——显然这是双关:因为那块幸运饼干里的名言是,“总有一天你会死。”


我们的电邮采访结束于欧洲杯半决赛前两天。作为一名斯旺西人,他的“国家队”威尔士队史无前例地打进了欧洲杯四强!祝好运吧。



Q:《上海小笼包》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你的“每个小笼包折合一句对句”的计算了。能否和我们分享几首你在上海时创作的诗?


A:(邓索恩精心选择了其中三首)


测谎仪


我想说生活

就像这回转寿司

——章鱼和黄鳍吞拿鱼

装在小盘子里滑过——

这时一只人耳或

看起来像人耳的东西

可能是奇异的贝类

滑入视线,而我生怕

另一个食客拦截

便叉起了它,让我的舌

描述这颤抖的耳垂,

这耳朵有多么鲜活,

它如何清晰地听见我的论点

关于这不断回转的转盘,

那些我们没有过过的生活,

随后它进入我的身体,

那只耳朵,如卵石般清醒,

并用它的沉默告诉我:

每一个你拥有的念头都是金子。



舱内太极


十二只白鹤

在豪华经济舱里

漂在一个高度

从那儿我们看见

早晨的魔法。

日出特别

并不是因为太阳特别

永远——这个巨大的

火球。让出差的

白痴们把他们的

手表设为将来。



龟兔赛跑


这粤式炖汤

在汤里一只野兔

被塞进龟壳

慢煮,

以恒速旋转的

圆台面

被精确地校准

使我们伸手

又错过,伸手

又错过,感觉到

饥饿之耻,

就这样我们被困住

以身体的

形式

但可以将账单

分成六份,

就这样乌龟

尝起来就像

野兔而野兔

尝起来就像

乌龟。



Q:除了小笼包,你觉得哪种中国美食最古怪或令你印象最深刻?


A:我吃过的最喜欢的中国菜很可能是老吉士里的葱烤鸦片鱼头。那味道令人震惊。我记忆犹新的还有兔当家(武夷路433号)里的四川兔头。你必须要戴上一副外科手术般的手套才能拿来吃,因为它们沾满了红辣椒。还有撕开下颚骨的奇怪瞬间——“可爱”的兔牙突然像老鼠一样让人惊恐——之后你才能吃舌头。随后你敲开头骨,取出脑子,又软又甜,像一个腌胡桃。拿着另一种生物的脑子放在你的舌头上是怎样的体验啊。


Q:你最一开始是怎么想到要写小笼包的?是不是因为中国美食是中国文化里最容易接近的?


A:我觉得在任何一种文化里,食物通常都是最容易接近的部分。但我选择写小笼包只是因为我吃了那么多。这也是这个城市里少数几样我开始觉得能够发表有效意见的东西之一。我觉得当你住在一个新鲜的地方、并意识到某样东西是你的,“你的咖啡馆”或“你的公园”甚至“你的通往车站的捷径”时,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你开始感觉到——在某个微小的方面——在家。


Q:你在上海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写诗而不是记笔记或者拍照片?我常常发现曾经写诗的小说作家(比如丹尼斯·约翰逊)往往能写出更好的小说,或者说他们的行文更接近文体家的。你是怎么看的?你写诗是不是把它当作一种语言的练习?


A:我把诗歌看成一种日记,结合了笔记以及观察,更私人、更有想象的特质。我也想促使自己写更多的诗歌。所以我告诉每个人“我住在上海的时候要每天写一首诗”,那样我就只好去做了。在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曾经每个月写30首诗,但后来我有点懒……


我总是把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看作小说家兼诗人,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总是有一种诗歌的语言魔力。他可以建造一个世界,或摧毁一个世界,在一句句子里。


我愿意这么想:在小说里出现了问题而无法用理性的方法解决的时候——情节、人物、结构——诗歌可以力挽狂澜。这就像在音乐剧里,主人公的动机突然被变转化为一首歌。


Q:请多告诉我们一些探访上海“幽灵商厦”的经历。


A:它们令我着迷。长长的扶手电梯升入黑暗。它们就好像城市步伐变化的证据。这些地方仅仅在几年前可能还曾是未来主义的,而现在它们已经死了、过时了。只有游戏机房活了下来。我经常发现走廊或整个楼层完全空无一人。但事实上,它们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氛,我是在寻找老式游戏街机时发现这些“幽灵商厦”的:泡泡龙、街头霸王II、东京警察(译者注:一种赛车游戏)。


Q:在《上海小笼包》一文中你思考了“自由的幻觉”。能否展开谈谈?


A:这与“幽灵商厦”相关。因为,奇怪的是,我在幽灵商厦被荒废的走道里感觉非常自由。我或许可以睡在那儿、在那儿烧饭、踢足球、尖叫。它们有时候感觉比一个真正的公园更像公园。在一个公园里,你感觉自由,直到你做了一些与被期待的行为不符的事,然后保安就跑过来跟你讲话了。而我觉得这就揭示了我们常常被公共建筑物及公共空间微妙地控制着。这在全世界都很常见。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行为是受限的,直到那个限制被移除。自由是一种想象。比如说,有时候在伦敦,你觉得你是自由的,但你试着在一个空间里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时就不自由了。


Q:你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有没有交到一些本地朋友?你们交流时谈些什么?


A:我和一群老年人交了朋友,我们一起踢毽子。很多个清晨我在中山公园和他们一起玩。他们不会说英文而我不会说中文。但他们教了我一些对于踢毽子有用的词:“好球”以及“漂亮”。我告诉他们我从伦敦来。他们帮我买了我自己的毽子球。最让我高兴的是,几个星期后,他们几乎不注意我了。我会就那样出现,说一声你好,我们就开始踢毽子。不需要语言了。


但我真正的本地朋友只有你和周嘉宁了。我们谈了什么呢?书?有时候。足球?很有可能。美食?那是一定的。还有羽毛球。


Q:《潜水艇》是我读过的最幽默的教育小说之一。现在八年过去了,你自己如何看待那部小说?


A:我为之自豪。写作是一件乐事,我觉得你可以从行文中体会这一点。有一种我所自豪的能量,以及真诚。


Q:你觉得写作可以教吗?你在创意写作班上学到了什么?


A:你可以教某人称为一个还OK的作家。你可以使他们比自学更快地成为一个还OK的作家。但接下去的一步——成为一个优秀的甚至伟大的作家——那是一个谜。


Q:为什么要写作?尤其是,你在那样一个运动型家庭长大……


A:好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写作比其他事情更有乐趣、更让人专注、更令人惊讶、更美。


Q:你在出版《Wild Abandon》(暂无标准中译名,意为“全身心的投入”)后有什么写作计划?


A:我的第三本长篇小说刚刚交稿。万岁!书名叫《The Adulterants》(掺杂物)。希望能在明年出版。


Q:不知为何我有这样的感觉:这书名里的“掺杂物”(adulterants)似乎带着“通奸”(adultery)的暗示?


A:你的直觉是对的。每当我告诉别人这本书的名字时,他们总会听成《奸夫》(The Adulterers)或者《奸妇》(The Adulteress),两者都很自然。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群三十出头的朋友在伦敦的生活。他们正处于生活中的某个时点,其中一些人安定下来生了孩子,而另一些彻底垮了并嗑起了药。两个群体都吃不准他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生孩子的那些人感觉像墨守成规的老一套。而嗑药的那些感觉像他们从未长大也永远不会长大。


Q:你通常是怎么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写新小说了?


A:我写短篇小说,然后等待我真正喜欢的叙事声音。随后我选用那个叙事声音,用它来写。


Q:你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他们是怎样影响你的写作的?


A:大卫·博曼(David Berman),出色的诗人。我总是试图拷贝他。去这儿看看: https://www.loc.gov/poetry/180/039.html


唐·德里罗。据我所知,他不是个诗人,但他对于语言的控制无与伦比。我可以读他的对话一直读下去。我正在重读《地下》,极其精彩,那结构、节奏、模式(patterning)。


A.M.霍姆斯。我刚刚读了《最后的爱丽丝》(The End Of Alice),我觉得相当完美。


Q:能否例举五本你正在读的书?


A:A.M.霍姆斯(AM Homes)《最后的爱丽丝》(The End Of Alice)。

卢克·肯纳德(Luke Kennard)《该隐》(Cain)。

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 《我的天才女友》(My Brilliant Friend)。

詹妮·奥菲尔(Jenny Offill)《最后的事情》 (Last Things)。

唐·德里罗(Don DeLillo)《地下》(Underworld)。


Q:今年恰逢《萌芽》杂志创办六十周年。你对于有志于成为作家的年轻一代有什么建议?


A:除了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尽可能多地阅读及写作——之外,我的建议是:寻找其他的青年作家并与他们交朋友。在现实生活中或通过网络皆可。谈论写作。谈论书。彼此分享故事。彼此批评对方的作品。表扬对方的作品。写作是困难的。很难一个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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